日出处玉子 @[email protected]

我呼籲朋友們不僅從個人層面抵制不買一頁FOLIO的書籍，並且有能力的可以向一頁一些女性主義外版方寫郵件告知此事，今年一頁的出版計畫上仍有PATTI SMITH、鈴木涼美、上野千鶴子，說到底一頁做的女權生意也是中間商賺差價（feel sorry for出版業），先讓這群道貌岸然的東西沒法做這門生意吧 。

今天在我家楼下看到一则海报
不会让人感到不适的女权，是营销。
El Feminismo que no incomoda es Marketing.

关于“一页”的事件，在豆瓣看到友邻转发这条广播：https://www.douban.com/people/vignefei/status/4207398682/ 也自爆个我的陈年旧事吧。发在豆瓣估计又被锁了，在毛象先发一下好了：
刚毕业那年作为对独立书店心怀幻想的工科生，几乎从未跟文化圈的人打过交道的我，因为好奇和天真，曾经试图去某著名独立书店当“志愿者”，并因此认识了一位工作人员兼书评人。起初他待我非常友善，对社会现实也很敢直言，于是我也把他当成很好的朋友信任。有一天他跟我说，书店老板要和出版社的人还有某作家一起聚餐，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不喜欢应酬，是真社恐，说不想去，奈何他反复说服，我那时脸皮薄，怕让“前辈”不高兴，不好意思坚持拒绝，就去了。结果一到餐厅，发现围了一桌十几个男的，每个都比我岁数大，就我一个女的，其他书店的女性工作人员一个都没去。当时就感觉不大对劲，可是也怀疑是自己想多了，毕竟就是吃个饭而已，人家不过是想帮我认识更多“文化界前辈”，而他们刚好都是男的罢了。于是就吃呗，让喝酒就喝呗，毕竟我们东北人不存在让喝酒还不喝这种事，尤其是长辈让喝时，拒绝就是人品不行了。但是我确实没喝太多，一杯就完了，也确实社恐，基本只是闷头吃饭，完全不记得他们聊了什么，只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的迷茫感，好在他们好像也发现我非常无趣，因此饭桌上啥也没发生。
吃完后这群人说，不如我们出去散散步消食吧，我也没多想，那就散步呗，反正这么多人，而且我很信任那个男生啊，他毕竟是我的“挺正直的”朋友。散步时起初也正常，忘了聊了些什么，但忽然不知怎么的，话风急转，他们谈到某条路晚上总有“小姐”上来招揽生意的事，这时我还没什么意识，但那个朋友忽然就扭过头，对我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说：“你们东北女生是挺开放的吧？” 我：“啊？” 他：“我听朋友说，去东北旅行时，路上的小姐都特直接，会拉着人说：大哥操B不？” “你们东北女生挺直接的嘛。”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什么表情了，那一刻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完全是没有声音的，但我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还有我旁边那些男人的笑，那些书店的人、出版社的人，没有声音，但是都在笑…… 而我，一个远离家乡的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在异乡跟一群陌生的中年男走在夜晚的街头，旁边再没有什么路人了，夜很深，我听不懂他们的圈内话，然后忽然间，其中那唯一一个我信任的朋友，那个似乎很尊重女性的朋友，和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终于听懂了，可是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我不记得自己怎样接话了，或许是“我不知道，我没碰到过”。后来他们看着我笑完，确实也没再发生什么。我最后是跟他一起打车回家的，也顺利下车了。印象中他好像还和我提到了他妻子，他父母，仿佛是一种让我“放心”的意思吧？我不知道。
可是，那个词，“操B”，我永远永远也无法忘记，在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那的确是第一次有人对着我说出来这个词。后来它时不时就突然从我记忆的深处又跳出来，让我感到刺痛，更可悲的是，它是和“东北”“女生”连在一起的。我用了好多年试图忘掉这件事，毕竟后来很快我也不再和那个书店的人有什么交往了，按理说应该很容易忘记的。然而并没有。那个晚上的经历，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掉，并且在有一定阅历后，反而越来越明白了自己那一晚是以怎样的“角色”出现在那张饭桌上的……
我仿佛安然无恙，可是如果那一晚遭遇了什么更糟糕的事，是不是我也会成为“活该”的那一个？甚至是被说成“仙人跳”的那一个？毕竟我去了老男人的饭局、喝酒了、喝完还跟他们散步了，甚至最后还让其中一个送我回家——更不要说还是在他们说出那样的“玩笑”后…
一次又一次，我在一些遭受性侵甚至强奸的女性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是那个因为不懂潜规则和不敢拒绝前辈，于是去“陪酒”的女生，我是因为不知道“深意”，于是居然走进男性酒店房间的女生，甚至，我也极可能是不知道出差的风险，险些和不对劲的男性一起出差的人——这种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了，但运气好，每次好像大家都没失礼，有时甚至没发生就躲过了。然而，也的确有一些可疑的时刻，我太懵懂，只有隐约的困惑，到后来才会细思极恐，既“庆幸”被“放过”了，又为这庆幸感到可悲……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关注这类事情，为什么我不能保持沉默。我深知有太多机缘，才使得自己是“安全”的，可是这不是真的安全，因为危险的概率极大，换一个人，可能风险还会大得多。
我从大学时起，就算是对女性主义很有兴趣的人，然而这件事我也是过去了五六年，才第一次能做到向信任的朋友谈到，后来也极少讲，听过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更少提及，甚至有些仍然没和人说起过。要讲出自己的这类遭遇极困难，因为必然会被质疑，被要求提供证据，甚至还可能先被羞辱谴责一番，即使他人不讲出来，也可能在心底怀疑你是“有缝的蛋”… 即使不怀疑，被认为“不幸”本身也是一种可悲，何必自晒耻辱呢？
但是沉默不会让这种恶心感消失。我后来明白了，必须发声，只有发声才能缓解恶心。发声是反抗，也是救赎。

@solidotdog 在宣布抗击新冠疫情取得胜利两个月后，中国政府试图塑造国人对这场疫情的记忆，不公开疫情影响的相关数据，并查禁不认同政府抗疫功绩的人。

有多少人死于这场疫情？这个重大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的记录被中国政府设限。经《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查阅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

《华尔街日报》发现，有一个城市抹除了2020年初以来的相关记录。

中国政府还在屏蔽社交媒体上关于"动态清零"政策造成长期心理创伤的讨论。这项政策曾经颠覆了人们的生活，让中国基本上与外部世界隔绝了三年，直到去年年底中央政府突然解除限制为止。

最近几周，中国政府一直在阻挠上海封控一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段长达几个月的封控经历给许多人留下心理创伤。

一年前的一段记录2022年3月上海开始封控的短视频，连同其他许多相关内容的社交媒体帖子，在被很多当地人转发后遭到删除。在上海历史悠久的前法租界的一家私人画廊，一个以封控期间生活为主题的画展在今年3月下旬意外关闭，展出方没做任何解释。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最近公布的年报中，一些企业根本不提新冠疫情或新冠病毒，即使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让这些企业蒙受了财务损失。

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在谈到财务亏损时未将疫情列为原因，称亏损是由地缘政治冲突或高油价造成的。另一些公司则归咎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意外事件"。

这三家航空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上海市公安局等其他负责民政、网络空间和公共安全的政府机构也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共过去也曾通过控制信息抹去历史。例如，许多中国年轻人要么对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知之甚少，要么接受了政府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而必须予以扑灭的风波。

虽然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历史学家Gina Tam表示，中共为了塑造公众对其抗疫政策的记忆而采取的行动，体现出该党不愿意完全正视有损其形象的历史。

绝对英明

中国政府还在宣传一种观点，那就是中国领导层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所作的一切决定都是对的，包括在爆发罕见的公众抗议和新冠病毒扩散显然无法控制后放弃"动态清零"的决定。

根据习近平今年2月份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共的结论是三年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是认可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此前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反击外媒和其他方面对中国突然放开防疫限制的批评。中国放弃动态清零后，新冠感染人数一度急升。《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准备了足够的医疗资源。

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媒体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对《人民日报》1月份报道所做的分析，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也是《人民日报》报道的主旋律。

和其他国家一样，大多数的中国人也乐于向前看，避免质疑中共的领导。对于政府在疫情爆发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尽力将死亡人数控制在最低，许多人表示支持，即使这意味着放弃个人自由。

虽然总的死亡人数不详，但流行病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新冠死亡率远低于美国和其他大国。

但公众围绕新冠病毒及其后果的讨论却与两年前明显不同，两年前，中国政府曾成功扑灭最初在武汉爆发的第一轮疫情。

当时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赞赏，认为中国比西方做得更好。但最近公众对官方安排的庆祝活动基本上无动于衷，有时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嘲笑中共对胜利的痴迷。

上个月，上海普通市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年前收到的封控通知，打破了此前对政府防疫政策的沉默。一些人在帖子中直言："不忘记；不原谅。"

"这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的，"一位上海律师说。她回忆去年4月份被一个住在车里的门卫封在大楼里的经历。"下一代呢？难说。"

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是最大的争议点之一，国际卫生专家呼吁中国公布更多数据。

流行病学家估计中国死于新冠感染的人数在100万到150万之间。中国卫生部门公布的死亡人数要少得多，大约为8.4万人，其中大部分死亡病例发生在中国取消动态清零之后。中国政府表示，这些数据不包括最近在医院外死亡的人。

许多人试图计算最近几个月的所有死亡人数，然后将这个数字与此前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得出"超额"死亡人数的粗略统计，从而获得一个更完整的估计。

遗体火化数据的缺失让这种估算难度大增。火化在中国许多地方很常见。火化数据通常由民政部门上报。但《华尔街日报》查到的信息显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10多个城市的火化数据是空白的。

与存档网页的对比显示，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遗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南京是一个繁华的省会城市，人口将近1,000万。

另一些地方则推迟了报告的发布，也没有详细说明何时会公布这些数据。

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未回应置评请求。

在中国疫情见顶后，习近平于今年2月份宣布抗疫取得胜利，他当时称赞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疫情防控的平稳转段，并将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他说，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创伤性记忆

中国政府在取消动态清零以前就已经着手控制疫情叙事了。

32岁的郭晶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和妇女权益活动者，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住在那里。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国安人员要求她交出她在那一年出版的一本日记集的手稿。她说，后来她的公寓被人在外面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提到她名字的一些旨在提高家暴问题关注度的活动也被取消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人员2021年初到武汉考察时，郭晶被限制在她居住的小区内两周，没人向她解释原因。

郭晶说，那时候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被轻易毁掉。她于2021年10月永久离开了中国。

过去几周，在上海封城一周年之际，有关部门一直保持警惕。

3月下旬，一位上海居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封城造成的持续心理影响的文章，他发现自己的帖子上网不久后就再也无法访问了。

一些上海居民在网上购买印有"Shanghai lockdown survivor"（上海封城幸存者）字样的紫色T恤，但他们说后来曾被警方带走问话。

上海居民Cathy Lin说，虽然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新冠，但她和朋友们仍很愤怒，不认同政府对疫情处置得当的说法。

Lin称，她曾在一个约8平米的房间里隔离了两个月，独自一人饿着肚子，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

Lin说，她不认为大家把那段经历忘掉了，但也觉得无能为力。

郭晶说，在离开中国前，她在长江边漫步，看着投射在摩天大楼上以"胜利"和"英雄"字眼描述武汉的霓虹灯宣传语，她感到很失望。她说，当她听到一个小女孩在背诵这些标语时，内心涌起了悲伤。

她说，这个女孩可能不明白封城对大家意味着什么，但这恰恰体现出叙事是如何被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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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个新闻后续，汕尾骑手罢工后美团高价急调外地骑手，结果遭遇了本地居民下单又取消全部给差评。
赞啊！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跟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讲民主国家“也就那样”，就跟移民出来的人跟生活在惊恐中狗急跳墙想移民的人讲“移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样，可能是好心，但总像跟因为长期饥饿而营养不良的人讲蛋白质过剩带来的伤害一样令人忍不住翻白眼。。。

拍视频的时候突然看到乌衣两个字，
追着游行队伍走到后面找到了她们。

“还乌衣自由
让小花梅发声”

超感动

好有礼貌的鲨

我很羡慕那些真正喜爱一些事物的人，不管是游戏、动漫、音乐、足球、跑步还是其他什么，我都觉得羡慕。有个爱好能够陪伴自己一辈子，听起来很幸福。我好像就没有什么真正热爱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所有喜欢的事都是为了消磨时间刻意培养起来的。时间的存在本身就是苍白的，像是一种诅咒，要不断去把这些空白填满。我们这种人的宿命就是要一直一直努力，才能让自己开心。